核心摘要

  • 美国对冲基金DLD Asset Management(监管AUM约$30亿)正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聘请Maso Capital Partners联合创始人Sohit Khurana作为香港首名高级雇员(Hedgeweek, 2026年8月7日
  • DLD的扩张是国际对冲基金重返香港的最新案例——此前Tudor Investment Corp旗下Xantium Group已聘请前高盛合伙人Christina Ma建立亚洲业务,$220亿规模的Graham Capital Management也在香港开设首个亚洲办公室
  • 香港政府将附带权益税务宽减范围从私募股权基金扩大至对冲基金、风投基金、私募信贷基金及数字资产基金,在基金层面豁免表现利得税,在基金经理个人层面豁免附带权益薪俸税
  • DLD创始人Mark Friedman曾在瑞士银行公司和德意志银行从事东南亚可转换债券和衍生品交易,并共同创立过一家曾在香港运营的波动率与可转换套利对冲基金
📑 文章目录
  1. 事件概述 — DLD资管背景、Khurana聘用、Maso Capital历史
  2. 香港对冲基金枢纽竞争力 — 税制改革、人才回流、与新加坡的竞争
  3. 对加密基金的启示 — 传统对冲基金亚洲布局的三重信号

本文由 Aiying 艾盈基金合规团队原创。艾盈持有香港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牌照(TCSP),专注传统及加密基金架构与离岸合规。转载需授权。

美国相对价值对冲基金DLD Asset Management正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聘请Maso Capital Partners联合创始人Sohit Khurana作为其在香港的首名高级雇员,标志着又一家国际对冲基金选择香港作为亚洲扩张的桥头堡(Hedgeweek, 2026年8月7日)。

事件概述

DLD Asset Management:套利与市场中性策略的资深玩家

据Hedgeweek引述Bloomberg的报道,DLD Asset Management截至2025年底报告约$30亿监管资产管理规模(该数字通常包含杠杆)。据alpha-maven.com的公司档案,DLD自2014年起为SEC注册投资顾问,策略涵盖可转换套利、相对价值交易和事件驱动机会,同时采用人工判断和系统化模型。据SEC 13F文件(oec.world, 2026年Q1),DLD的13F组合市值约$11亿,持有353只不同证券。

DLD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Mark Friedman此前在瑞士银行公司(Swiss Bank Corp)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从事东南亚可转换债券和衍生品交易。他还共同创立了AM Investment Partners——一家曾在香港运营的波动率与可转换套利对冲基金。此次重归香港,是对创始人历史经验与亚洲市场机遇的精准匹配(Hedgeweek, 2026年8月7日)。

Sohit Khurana与Maso Capital:香港本土对冲基金的20年积淀

Khurana于2012年与Manoj Jain(前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高管)共同创立了香港对冲基金Maso Capital Partners。Maso的策略范围包括可转换债券套利和事件驱动机会,特别是涉及中国私有化退市公司估值的法律挑战相关投资。Khurana的加入为DLD带来了两个层面的价值:20年香港本土对冲基金运营经验和深厚的亚洲可转换债券市场网络。

据腾讯自选股(gu.qq.com, 2026年8月7日)的报道,DLD在港拓展业务的背景还包括香港税制红利:港府此前持续优化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的税务宽减安排,将宽减范围从原有的私募股权基金扩大至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私募信贷基金及数字资产基金等多元类别,同时在基金层面豁免表现利得税,在基金经理个人层面豁免附带权益及表现费的薪俸税。

香港对冲基金枢纽竞争力

国际对冲基金重返香港:三个最新案例

DLD并非孤例。Hedgeweek的报道指出,近期已有三家重量级国际对冲基金在香港布局:

(1)Tudor Investment Corp旗下的量化衍生公司Xantium Group——聘请前高盛合伙人Christina Ma建立亚洲业务,以香港作为初始基地。

(2)Graham Capital Management——$220亿规模的全球宏观管理人,正在香港开设首个亚洲办公室,计划利用该地点为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机构投资者和家族办公室提供服务。

(3)DLD Asset Management——$30亿相对价值策略对冲基金,聘请Maso Capital联合创始人建立亚洲存在。

这一波对冲基金入驻潮与2019-2022年期间政治动荡、疫情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导致新进入者锐减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税制改革:附带权益宽减的杠杆效应

香港在基金税务方面的制度优势正在从传统私募股权基金向多资产类别扩展。扩大的附带权益税务宽减范围——涵盖对冲基金、私募信贷和数字资产基金——直接回应了基金经理最核心的个人税收关切。这一政策调整使得香港在与新加坡的对冲基金人才和资本争夺战中获得了重要的差异化优势:香港的0%资本利得税税率配合扩大的附带权益宽减,为基金经理的alpha保留提供了亚洲最具竞争力的税务环境。

对加密基金的启示

传统对冲基金亚洲布局的三重信号

对于加密基金行业,DLD等传统对冲基金的香港扩张传递了三重信号:

第一,人才密度提升。更多传统对冲基金专业人士聚集香港,意味着跨策略知识溢出——可转换套利和事件驱动的量化方法论可能加速渗透到加密基金的交易策略中。DLD同时采用人工判断和系统化模型的混合模式,与当前领先加密对冲基金的量化+主观混合策略高度吻合。

第二,服务提供商生态成熟。伴随对冲基金入驻的是主经纪商、基金行政管理人、法律顾问和审计师的扩容。对于香港注册或有意在香港设立办公室的加密基金,这意味着机构级服务提供商的选择更多、价格更具竞争力、服务标准更高。

第三,数字资产基金被纳入税务宽减。港府将附带权益税务宽减明确扩展至数字资产基金类别,这是一个被加密基金行业低估的制度信号。对于以香港OFC或LPF结构运营的加密对冲基金,基金经理个人的附带权益可能在满足特定条件后享受0%薪俸税——这一制度优势目前在新加坡、迪拜和开曼均无完全对应(腾讯自选股, 2026年8月7日)。

常见问题(FAQ)

DLD Asset Management的香港扩张对加密基金有何具体影响?

直接影响有限——DLD是传统可转换套利和市场中性对冲基金,并非加密专业基金。但间接影响是实质性的:更多传统对冲基金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将增加对机构级加密服务提供商的需求(主经纪商、托管、OTC流动性),推高香港加密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对于考虑在香港注册OFCLPF结构的加密基金,这意味着更成熟的服务生态和更低的运营成本。

香港的附带权益税务宽减对加密基金是否适用?

根据港府已公布的政策,附带权益税务宽减范围已从私募股权基金扩大至数字资产基金。但加密基金管理人需注意:(1)宽减的具体适用条件(如基金注册地、投资策略、持有期等)仍在细化中;(2)宽减适用于基金经理个人层面的附带权益薪俸税豁免,不改变基金层面的税务处理;(3)加密基金能否完全符合”数字资产基金”的定义需根据具体策略逐案评估。建议在基金架构设计阶段咨询香港税务律师进行预先裁定(advance ruling)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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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初版日期:2026-08-07 | 最后更新:2026-08-07